来源：清华全球传播

作者：

Darren L. Linvill：美国克莱姆森大学传播系副教授

Patrick L. Warren：美国克莱姆森大学John E. Walker经济系副教授

编译：刘长宇

编校：王沛楠

原载于Political Communication，2020年第4期

Troll Factories: Manufacturing Specialized Disinformation on Twitter

研究背景：俄罗斯的社交媒体计算宣传实践

近年来，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的“外溢效应”由国内政治波及到国际关系领域，成为“社交媒体新冷战”的重要推手和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研究的新热点。2019年有70个国家的政党和政治家们明确进行过有组织的社交媒体操纵活动。其中俄罗斯的社交媒体计算宣传实践因其规模和影响范围的庞大而备受关注。2018年2月，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将总部设在圣彼得堡的互联网研究机构（Internet Research Agency，以下简称IRA）认定为俄罗斯当局设立的主要通过社交媒体在美国政治体系中传播对立观点、影响美国政治议程的核心力量。IRA传播的吸引了包括主流记者和政客在内的多元群体的关注。

相关研究已经关注到了这一在社交媒体语境下“媒介化政治”时代中最为重要的系统影响他国意见气候的行动的策略及影响，并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但既有研究调查都只对IRA活动的一小部分进行抽样分析，实际的IRA操作范围相当广泛，涉及多个方面且相互关联。在此背景下，独立零散的调查研究有可能对IRA采用的整体策略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整体性的观点，以了解IRA可能正在实施的为影响美国政治对话的计算宣传总体战略规划。

具体而言，本研究记录了从2009年9月9日至2018年6月21日IRA所采用的影响美国的政治议程的多样化方法，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了已知隶属于IRA的Twitter账户，以更好地从整体化的视角系统了解俄罗斯针对美国的计算宣传实践的类型、功能和差异。

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问题：

RQ1：2015年6月19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收集的IRA推特账号是否可以按其内容分为多个不同类型，如果可以，这些类型的特点是什么？

RQ2：如果存在不同的内容类型，那么各个账号在样本分析期间每个类型内部的推特内容风格是否一致？

RQ3：如果存在不同的内容类型，这些类型的表达方式是否彼此不同？

研究方法设计：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本研究采用了探索性、顺序性的混合方法设计。首先依据不同账号生产的多多样化内容，运用定性分析提炼出不同账户隶属的宏观类别，然后运用定量分析探索IRA计算宣传实践的其他方面行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定性分析中确定的类别的变化而变化。

研究采用了推特于2018年发布、2019年更新的公开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来自3613个账户的904万条推文。依据研究需要，数据清洗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研究剔除了与IRA议程建构这一核心关注无关的18个账号下的163317条推文；其次，鉴于研究聚焦于IRA针对美国的计算宣传实践，因此团队在数据清洗过程中进一步删除了除俄语和英语外以其他语言发布的相关推文。最终得到1858个账户的2962903条推文作为分析数据。

研究结论

研究指出，IRA针对美国的计算宣传实践所调用的账户可分为五个类别：右翼“喷子”（Right Troll）、左翼“喷子” （Left Troll）、新闻推送（News Feed）、标签操纵（Hashtag Gamer）和恐慌散布（Fearmonger）。

右翼“喷子”类别下的账号主要采用与真实用户类似的主题标签发布本土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信息，其主题多聚焦于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其账户多以年轻漂亮的女性为头像，但具体身份信息较为有限；左翼“喷子”类别下的账号主要发布自由主义相关的信息，特别聚焦于种族议题，模仿BLM等运动的话语方式发布对立信息，试图制造分裂对立，重点攻击以希拉里为主的民主党主流政客；新闻推送类别下的账号绝大多数以诸如“孟菲斯在线”（OnlineMemphis）等描述性名称伪装成美国本土的新闻聚合者，多试图影响美国本土议题的新闻议程。也有一小部分账号以亲俄的观点立场关注全球问题；标签操纵类别致力于以特定的主题标签传递隐性的回答相关问题并表达立场。与“左翼”喷子类型一样，这一类别下也有相当数量没有明显立场观点或指向的主题标签，其意图可能是为了伪装，也可能是为了扩大受众范围，积累粉丝；恐慌散布类别下的账号多发布有关美国内外捏造的危机事件相关的虚假信息，这些账户通常在热门主题标签下发布大量轻松琐碎的内容，在此掩护下发布虚假信息。

除了恐慌散布类别之外，在每个类别内部，相关账户的传播策略与行为存在一致性。但不同类型之间无论是日常传播亦或是应对突发及热点实践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别。这种差别首先体现在时间上，IRA会在不同时间依据传播战略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标签，如在恐慌散布类别在2014年末和2015年初最为活跃，但随着IRA接触英语受众策略的变化，其活跃度逐渐下降；

其次，不同类别在发布量的变化幅度上也有差别，新闻推送类别的发布量较为稳定，右翼“喷子”、左翼“喷子”和标签操纵类别的发布数量波动较大，但各类别在平均产出量上却存在一致性；

最后，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别还体现在传播行为与网络定位上，左翼“喷子”账号最常以转发的方式传播，而新闻推送账号和恐慌散布账号则主要依赖原创内容。标签操纵类别以转发为主，但引用和回复较少，右翼“喷子”账号同样以转发为主，但引用与回复等互动行为的比重更高。在网络定位方面，左翼“喷子”账号和右翼“喷子”账号主要倾向于在自己网络内部占据高度中心性位置，以固化既有偏见；而新闻推送、标签操纵和恐慌散布则倾向于通过链接拓展网络结构，扩大影响范围。

基于此，在研究时段内，IRA的计算宣传实践可被理解为是系统性的、产业链式的，是一条由一系列可更换的“部件”构成的大规模生产虚假信息的产业链，其中每一类“部件”都有专门的功能。不同类别的账户即不同的“部件”，协同配合实现议程建构，其合作模式及资源分配权重随IRA的目标人群和传播目标变化而变化。其总体目标在于：不同类型依据时段和事件变化而相互配合，形成传播合力，推动虚假信息及意识形态对立的激进观点的生产与传播，达到其“引战”的目标。本研究解释的IRA信息传递的系统性和组织性表明，俄罗斯的社交媒体计算宣传实践并非简单的舆论战，更是工业化系统化的政治话语战争。

论文来源：Darren L. Linvill & Patrick L. Warren (2020): Troll Factories: Manufacturing Specialized Disinformation on Twitte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OI: 10.1080/10584609.2020.1718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