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IPP评论  作者：严灏文

进入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受到的冲击日益加剧，全球化脆弱的一面显现。（图：网络）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繁荣，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资本流动越来越便利，资本规模日益扩大，国际贸易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打开国门，加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局，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然而，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脚步有所放缓，在一些国家，保守倾向的领导人上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思潮逐渐抬头。进入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受到的冲击日益加剧，全球化脆弱的一面显现，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倾向于采取更加保守的方式来规避风险。一些学者和分析人士担忧，全球化会进一步消退。

国家和民族主义加强

面对疫情的扩散，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紧急措施来应对此次危机，我们能够看到，在面对这种公共危机时，社会更依赖于政府权力，也是因为这一点，疫情迫使国家和社会加强其长期独立应对危机的能力，国家权力和民族主义大大加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国家对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强调远远胜过国际主义和全球利益。一方面，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为了向民众证明自己有能力应对并克服疫情，给自己树立能人形象，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不惜“甩锅”给其他国家，以掩盖自身的失误，加剧了以邻为壑的态势和国家间的隔阂。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脚步有所放缓，在一些国家，保守倾向的领导人上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思潮逐渐抬头。（图：网络）

另一方面，疫情揭露了全球化脆弱的一面，各国在面对经济社会受到的多方面冲击时，纷纷采取限制性措施以规避风险。德国、法国等国家开始限制口罩、纱布等医用物品的出口，不少国家争相抢购甚至是抢夺他国订购的医疗用品。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开始限制小麦、马铃薯、葵花籽油等农产品的出口；多个国家启动粮食库存计划，以保障国家的粮食供应充足。

面对危机时期全球化所表现的脆弱性，许多国家逐渐倾向于有选择地在一些领域自给自足，并由此可能引发部分行业的脱钩。对全球化的冲击不会仅仅停留在疫情期间，在疫情后的经济恢复和重建事项上，多数国家更会优先专注于国内的建设上，并且出于对规避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考虑，各国会把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生产链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乔西•霍利在2月27日提出《医疗供应链安全法》草案，目的便是针对疫情而导致美国潜在的药品短缺风险，借此确保美国医疗产品供应链的安全。

从这个角度看来，疫情后全球供应链很可能将重新洗牌，各国政府将会要求那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部门，将生产线迁移至国内或更近、更安全的地方，以牺牲一定的盈利为代价来换取稳定。对全球性的议题，以及维护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共同利益的意愿恐将降低。

企业为规避风险的多元化配置

企业同样也意识到需要加强应对风险的能力，一改过去仅维持少量库存以及过于依赖供应链上某一环节的状况。此前，全球化使得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并及时地将产品投入市场，从而降低了仓储成本。而如今企业可能会对实时生产模式和全球分散生产持保守态度，为了降低脆弱性，供应链上的剩余库存将会增加，虽然这会降低企业的短期利润，但也会使得整个供应链更具弹性。

上海美国商会对位于长三角的109家美国制造业公司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公司计划在工厂无法开业的情况下将部分业务迁出中国。中国欧盟商会会长约尔格•伍克认为，这次疫情爆发使许多企业意识到多元化发展的必要，以避免“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类似的考量在中美贸易战中已经发生过一次，实际上，此前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许多企业便已经表露出了要调整其产业布局的态度。中国美国商会在2019年5月对会员企业进行的关税影响调查已经显示，约39.7％的受访者正在考虑将制造工厂迁至中国境外。

而叠加此次疫情的影响，企业或将加速其转移行动。韩国公司海力士及日本公司三菱电机等一批企业已经转移出部分产能，谷歌和微软正加快将其手机、个人计算机等产品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

从这个角度而言，未来很有可能打破全球化过程中业已形成的供应链分工。疫情的影响使跨国企业不得不思考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如果产能过度集中在单个地区，在不可抗因素出现时，会给全球化生产带来严重影响。同时，在资产管理上，保险产品、流动性较高的资产以及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可能将更受市场的青睐。

移民和人员流动的进一步收紧

全球化带来了全球范围内人口的高速流动，同时伴随人口流动的，是资本和技术的流动，这些经济要素的流动带动了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在当下，人们越来越发现人员流动带来的不仅是红利，也带来了风险。近年来，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收紧移民政策，而现今加之全球疫情的影响，移民和人员流动正在进一步受到限制。

从移民的角度来看，许多劳动力移民，尤其是低技能的移民，从事的是低端的体力劳动，并不如许多工薪阶层一样，能够拥有在家办公的权利，而这部分的移民往往并不具有或是能够享受一定的医疗保障，这意味着他们本身就拥有更大的感染风险，且难以获得相应的救济。不管是在疫情的影响下，还是疫情后企业加快提升自动化生产能力，这些移民都会是首先被裁撤的人员。

从所在国的角度来说，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民众对移民的消极甚至是排外的情绪加剧，在不少地方的民众眼中，这些外来的移民扰乱了当地社会原有的秩序，占用了社会公共资源，甚至产生了不平等的现象。而一些国家的政客也利用这种排外的情绪，借机推销其保守、排外，甚至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议程设置。

随着近年各国对移民政策的收紧，越来越多的现象已经表明，安全、合法、常规的人员流入渠道受到限制时，许多弱势群体被迫转而选择非正规、非法的渠道，比如走私、偷渡、成为难民等。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对输入国的威胁。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不管是各国政府为保证国内的安全稳定而加强对人员流动的管控，还是社会为避免风险的输入减少对外来人员的接收，都会使得对移民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增加。

全球化时代需要全球治理

需要意识到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全球化时代，人力、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已不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所能比拟的。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技术全球化，在此同时正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描述的那样，它也是一种风险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类社会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风险，新的风险类型可能同时是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许多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揭露了各地政府风险管控能力的缺乏，人类的大量经济、社会活动的力量难以得到有效的管束。

此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全球风险报告》显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各类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风险交织共振，全球风险复杂且多样。全球化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不能说全球化利好的一面遇到阻碍了，负面的危机出现了，就认为全球化停滞了，各类风险危机的显现本身也是全球化深入的表现，也恰恰是因为存在这些全球性的风险与危机，才需要全球性的治理，而不是因噎废食，否定此前全球化所带来的红利。

身处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人类要想有效地管控各种风险，需要一条有效的全球治理路径。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时代，治理将不仅仅是面向国内的民众，也越来越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危机将推动全球化转型，全人类共赢的逻辑应超越某个国家单赢的逻辑。过去“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各地的许多民众来说，还是一个较为空洞的概念。而如今，这一概念有了实打实的案例支撑，更多的人有了切身体会。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当全球性挑战来临时，单个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各国加强协调合作，克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以“共同体”理念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也是当下国际社会更优的路径选择。